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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平均预期寿命不同的是，平均死亡年龄会明显受到选取死亡对象特征的影响，它只能反映选定对象的“平均寿命”。鉴于不同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职业的死亡率差异巨大，利用不同死亡来源数据计算出的寿命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不同来源计算的古人“平均寿命”会有如此大的出入。通过计算平均死亡年龄，也很难说明整个人群的寿命状况以及所对应时代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医疗水平。

　　在李中清和王丰（2000）一文中，就总结了一些基于相对可靠数据源计算出的男性预期寿命结果。这些数据包括了清代皇室的玉牒、东北旗人的户籍档案，以及安徽桐城地区的家族族谱。

　　（来源：李中清,王丰,纪南.马尔萨斯模式和中国的现实:中国1700～2000年的人口体系.）

　　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由于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如果一批人存活到一定岁数之后，他们的平均余寿反而会有所增加。比如在表中同样给出了10岁时的预期寿命和30岁时的预期寿命。可以发现，10岁时的预期寿命在40岁左右，30岁时的预期寿命也保持在30岁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生活在清朝的男性已经活到了30岁，那么他继续活到60岁还是很有希望的。

　　根据Our World in Data的数据，在19世纪后半叶之前，世界各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并未显示明显变化；在那之前，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大致维持在30岁左右。进入十九世纪晚期后，欧美等先发工业化地区的居民预期寿命才开始有了显著的增长。随后，在二十世纪早期，亚非等后发国家地区的预期寿命也开始逐渐提升。

　　然而，随着人们寿命期的延长，人们开始发现，仅仅是寿命的提高似乎并不一定会带来生命质量的提升。这是因为当生命长度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携带疾病而活的时间似乎也在增长，死亡和健康状态之间开始出现分离的现象。换句话说，健康可以带来长寿，但长寿不必然意味着健康。而人们真正想追求的生命状态是健康的“长寿”。

　　为了应对死亡和健康之间分离的现实，学界对预期寿命这一指标进行了改进，使用健康预期寿命来综合反映人口的生命质量状态。简单理解就是将寿命划分成了健康和不健康两个部分，健康预期寿命则是人们在健康状态下还能存活的年数。

　　（来源：范宇新,陈鹤 郭帅.(2019).疾病扩张、疾病压缩和动态平衡假说:国际经验及思考.）